华商晨报 2011 年 3 月 18 日 星期 五 C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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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最好的年华都在做这本杂志
3月18日晚,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在北京颁奖,辽宁省文学批评编辑林建法获此殊荣。本届共有26人获优秀编辑奖,林建法是唯一的一位文学编辑,而且是文学批评编辑。
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谈及多年的编辑生涯———
《当代作家评论》融入了林建法的生命,他为自己赢得了中国当代最好的文学作品编选家的声誉和地位
■本报记者 杨东城
林建法,1950年生于福建省连江县晓澳镇。现任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主编,《东吴学术》执行主编、编审,为常熟理工学院特聘教授,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。
1982年始一直从事文学理论编辑工作,主要著述有《寻找精灵———文学情感及其他》,译著有《性与文本的政治———女权主义文学理论》(与赵拓合译),主编有《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》七部、《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———文学批评》十部、2000~2010《中国最佳中篇小说》十部、“新经典文库”等数十部。
荣获辽宁省十佳编辑、东北三省优秀社科编辑称号、第四届辽宁文学奖,辽宁省首届“辽宁期刊人奖”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,每三年评选一次,旨在表彰和奖励国内新闻出版业优秀出版物、出版单位和个人。
2011年3月2日,沈阳,下午4点,春风拂面。
陵东街109号,几栋英国古城风格的建筑安静地矗立于夕阳的余晖中。从正门进去,记者在一栋楼的五层站定,电梯门打开。
“你好!我刚从作协主席团的会议中抽身,明天要去广州参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奖。”戴着眼镜,留着过耳长发,颇具文学家和编辑家气质的林建法和记者打着招呼。
记者此番来访,是因为林建法刚刚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。本届共有26人获优秀编辑奖,林建法是惟一的一位文学编辑,而且是文学批评编辑。
进门就是客厅,客厅即是书房,满墙的书充斥着记者的视线。地板上撂叠的杂志、字画、案石、毛笔、藤椅,层层铺陈,呈现出一种丰盛的秩序。就在这里,林建法与记者谈起了他半生的编辑生涯。
为实现对文学结构的见解
不远千里举家到辽宁
深棕色的地板,黑色的通体书架,让书房里充满了古朴和典雅的味道。一排排码得整齐的书,以作者或类别分类,可见书房主人的阅读习惯。一个大行李箱摆在了地上,这是林建法为出行准备的。他即将飞赴广州参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奖,从首届开始他就是终审评委,这一担任就是九年。
从主编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到渤海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,林建法的身影是忙碌的,就连今晚在北京的颁奖典礼他都因出差在外没法出席。
坐在记者对面的林建法,来辽宁已26年,但乡音未改。拿出他主编的最新一期《当代作家评论》,回头看过往的岁月,他不免得有些感慨:我最好的年华都在做这本杂志。
随后,他的记忆将记者带回到了30年前。
1982年,林建法开始从事编辑工作,任《福建文学》编辑。两年后调到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。1986年,调入辽宁作家协会,任《当代作家评论》编辑。从福建到辽宁,是他主动提出来的,他就想当个主编,实现他对文学结构的独立见解,而在辽宁有这个机会。来辽宁不到半年,他就当上了《当代作家评论》的副主编,而后是法人代表、主编。
那时候,他的工作调动非常顺利,找人推荐,寄了几篇文章,全家就从福建搬过来了。
这期间,上海两度要调他,他都谢绝了,因为他很珍惜这个平台。
而在辽宁一干就是26年。林建法的儿子今年正好30岁,他在杂志上花的工夫比儿子多多了。“我爱人说杂志是我的老婆,我儿子说杂志是我的儿子。”林建法说,“几十年如一日,做编辑过程中,我看书组稿,闻着墨香是很愉快的。其实还有别的机会,可以经商,可以当干部,但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。”
独立的思想
将刊物打造成评论名刊
20多年来,杂志从组稿到编辑再到校对,每期20多万字,包括生病在内,没有一期耽误过印刷厂印刷。林建法说:“我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自己喜欢的事业上。”
其实,林建法也有过疑惑,“做这样的工作是不被人理解的,社会上有很多被你扶植的人,今天叫你老师,明天就可能直接称呼你的名字。”
林建法认为,好的编辑都应该是创造性的劳动,一本刊物的结构比它对中国文坛所起的作用大多了。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,我也能搞研究,也能写评论文章,但我更多的时间放到编辑上了,这和自己的恪守和追求有关系。”
正是因为这样的品格,近30年来,林建法每月读150万字的作品,一年下来就要读近2000万字。“这样的阅读,才会对中国当代文坛有自己的判断。没有这样的阅读,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作品是好的。即使这样也没法全部读完,因为每年创作的作品有上千部。”
也正是因为这些坚守和品格,林建法让辽宁的《当代作家评论》成了中国三大批评杂志之一,通过文本阅读用批评的形式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,20多年来对优秀的作品没有遗漏过,在文坛上有着很高的声誉。
做编辑和搞批评很像
判断都充满了冒险
林建法曾同时主编过三本杂志,主编的图书有100多部,获得中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,但林建法感到荣幸的同时又有些不安。“作为文学编辑,我认为有更多人应该得这个奖。像《作家》杂志的宗仁发、《山花》杂志的何锐、《北京文学》的章德宁,更多的编辑可以得这个奖,对于得奖,我是很荣幸的,但有那么多人没得奖,我有些不安。”
在这样一个消费写作的时代,曾经有人质疑过纯文学的生命力,但林建法从来没有悲观过,他认为,有一批作家是为了民族为了人类,有一种担当的东西,是不会向市场妥协的,文学不是以量取胜的。
“就像我做的杂志,是很小众的,但我一直坚持做,发挥我的创造力。我判断作品,不会因为得了什么奖。”林建法认为,做编辑和搞批评是很相像的,判断都充满了冒险。
在记者采访当天,中国作协在其官网上发布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的通知,就这个奖项,林建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“我以前写文章批评过这个奖项,张炜的《古船》、贾平凹的《废都》、余华的《在细雨中呼喊》、阎连科的《受活》、莫言的《酒国》等等,为什么这些好的作品没被评上?”
多年来,林建法一直致力于当代文学的研究,而80后文学是无法绕过的现象。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文学,在取得了市场成功的同时,为什么得不到主流文学的认可?老牌杂志《人民文学》和《收获》曾连载郭敬明的作品,是传统文学对80后文学的接受还是向市场妥协?对于记者的诸多疑问,林建法认为,“做这么多年纯文学的研究,我们目前最具实力的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,这是一个总的判断。像郭敬明、韩寒的创作,和传统创作不太一样,我也读了一些,对他们作品的研究也是实事求是的,对他们的文学文本评价并不高。”
“郭敬明在市场运作方面比较成功,他的作品是商品,值得阅读的东西很少,销量不是衡量文学作品高低的标准。”林建法直言不讳,《收获》和《人民文学》也在迎合市场,不过增加一些发行量而已。“郭敬明的文字所表达的没有达到文学的标准,同样是80后,笛安和张悦然写的不是郭敬明的那种东西。当然,这是生活阅历的问题,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。”
本报记者 杨东城